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

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风格和倾向，大体上可以分为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两种，其中以历史学研究见长。史学研究注重理清事件过程中所涉及的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过程等诸要素。史学研究也包含文献学研究，文献学研究注重文献本身的诸性质，包括文献的年代、真伪、流传与价值等。历史学与文献学都侧重于实证研究，长于史料，尤其能够增加对于事件本身的感性认识。

哲学史的研究是以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又明显地与前二者不同。哲学史中的史学研究，如果不能上升到对于哲学史的哲学研究，便会严重影响对于哲学史的领悟和理解。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对以往的哲学的历史进行研究。然而这并非哲学史研究的全部含义。哲学史研究还应包含这样一种含义，即对哲学的历史进行哲学研究，它有别于通常的那种对于哲学史进行的史学研究。作为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哲学史，我们称之为“叙述的哲学史”，它使我们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获得对于哲学事件的感性认识。我们毫不怀疑“叙述的哲学史”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具有普遍、抽象意义的哲学问题等同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必将损害我们对于哲学史之深刻内容的把握和理解。我们不仅要知道某一位哲学家、某一学派、某一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且更要研究他们的所言所行有何独特的哲学意义。

对于哲学史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区别还在于，史学研究仅仅把哲学史当作业已成为过去的历史而研究，而哲学研究则把哲学史当作如今仍在与正在探索的问题来加以把握，前者是“过去时”，后者则是“进行时”；前者只是研究，而后者则还是探索；前者是死去的，而后者却是活着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是由哲学与史学两个学科本身性质造成的。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而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普遍的、抽象的。历史学可以作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具体的结论或某种定论，而哲学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从未能够达到一个具体的与最终的结论，哲学问题的探讨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无论是古代的天人之际、人性论，还是现代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语言与思想，都不会因为哲学研究本身而得出公认的定论，而只是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考、启发与参考。哲学问题的演变，并不是因为对于所探讨的问题有了确定的结论而转移话题，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推移，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与兴趣点发生了变化使然。历史学给人的是知识，而哲学给人的是思考。虽然历史本身也同样能引发人们的思索，但哲学是以思索本身为目的。历史使人渊博，哲学则使人深沉。

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混淆，使人们往往对于哲学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论意义认识不足或加以否认。以宋明以来延绵至今的学术公案“朱陆之辩”为例，以史学研究治朱子学的学者认为：“前人治朱子，每过分重视其与象山之异同。但鹅湖之会，已在朱子成学之后。朱陆相争，更是后事。固是两家显有异同，但若专就此方面研治朱子，则范围已狭，又漫失渊源，决不足以见朱子之精神。”（钱穆：《朱子新学案·例言》，巴蜀书社，1986年8月版）诚然，如果把朱陆之辩与朱陆异同仅仅看作是学派争论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对于治朱子学问的人来说，自然无法窥朱学之全貌，也决不足以见朱子之精神。但是，如果研究者能如前所述“面向问题本身”的话，那么由朱陆之辩与朱陆异同所看到的朱子精神，恐怕会是另外一番天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朱陆异同，以及其后学的互相水火，朱学与王学的异同，王学各派的异同，是理学史的主要内容。”（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序》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面向问题本身”，即是从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出发，把朱陆所辩问题从当时辩论的具体情境中剥离出来，考察其作为一个或一系列哲学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义。考察的目的，在于弄清朱熹与陆象山对于该问题各持一种什么态度，双方的理由如何，对于所辩问题各提出了哪些重要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他们对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有何助益与贡献。“面向问题本身”，使我们得以突破古代与现代的时间藩篱，和古人拉近了距离。同时，与“叙述的哲学史”不同，“面向问题本身”要求我们以系统的哲学训练做基础，运用严密的哲学思维，来分析和把握问题的精神实质，来揭示哲学的逻辑、义理与意蕴。这种以严密的哲学思维为工具，对以往哲学进行严密的哲学分析的哲学史，我们称之为“分析的哲学史”。

这里还要避免“分析的哲学史”这一提法所可能招致的误解。“分析的哲学史”无疑将注重哲学分析的明晰性与严密性，但它又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各家的主张。分析哲学把自己沉浸在语言与逻辑之中而远离了思想，“分析的哲学史”则是把语言与逻辑当作一种必要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最大可能地接近思想。